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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场上的禁药史──安非他命曾是运动员宠儿

栏目:N漫生活 | 来源:http://www.11sun.net | 时间:2020-07-01

奥运场上的禁药史──安非他命曾是运动员宠儿

十九世纪末重新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好迎上欧美新一波「致幻毒品」(narcotics)的滥用浪潮,为了表现得更好,运动员不免俗地使用了这些「药品」,而其中就属恶名昭彰的「古柯硷」最受欢迎。

古柯硷是古柯叶最主要的萃取物,一八六二年由德国生化学家艾伯特.尼费(Albert Niemann)所萃取出来。它可以让人提振精神、忘却饑饿,甚至忘记疼痛,继鸦片之后,很快变成让人上瘾的新宠。为什幺人类可以享用古柯硷的神奇功能呢?这得从西班牙人登陆了美洲大陆,瓦解印加帝国说起。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南美洲印地安人早就知道古柯叶的妙用──嚼食之后可以增加力量,不会感到饑饿,甚至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可惜它几乎由贵族把持,不是一般大众可以随意享用的,至于嚼食的方法和台湾名产──槟榔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柯硷和贝壳磨的粉(主要成分是碳酸钙)一起嚼食效果会更好,和台湾民众喜欢将石灰与槟榔拌在一起使用的道理相似。

印加帝国灭亡之后,古柯叶变成平民百姓都可以享用的福利。西班牙人观察到这种叶子的效用,利用来控制奴役的印地安人,据《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所描述,十六世纪拉丁美洲的银矿产地波托西(Potosi),每位被压榨的印地安工人平均花在古柯叶的钱,和压迫他们的西班牙人购买欧洲来的昂贵服饰差不多。据文献纪录,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公斤的古柯叶被送到波托西,教会的主教、修士还从古柯叶的什一税里得到可观的收入。

这幺好用的东西,西班牙人当然不会轻易让它流回欧洲,所以大抵在十八世纪之后,欧洲人才能好好研究这个植物,尤其是等到科学研究进步,尼费才能将主要成分「古柯硷」萃取出来。

古柯硷甫一上市,立刻大获好评。它的作用强大,能让精神愉悦、减低食欲,还有止痛效果,甚至减轻鼻塞症状;由于使用方便,可以加入溶液里,很快变成提振精神的药物,或化身为鼻喷液及牙痛滴剂,有商人甚至将它加入酒里成为养生药品。

当时古柯硷在欧美社会里有多风靡,可从下列例子看出端倪。各大都会的药房,例如巴黎、维也纳、伦敦、纽约都能轻易买到;而在酒吧里,工人下班后最期待的,就是所谓的「药物派对」(drug party)或「五点派对」(five o’clock party),在威士忌、香槟或任何饮品里溶一点古柯硷助兴。

艺文界也逃不了这股浪潮。最有名的莫过于《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作者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这位不忌讳表示以鸦片来治疗失眠的作家,使用了古柯硷便无法自拔,因为抽鸦片比较麻烦,而且有昏昏沉沉的感觉,有兴奋作用的古柯硷让史蒂文生轻易地爱上它。有人推论《化身博士》里另一个令人厌恶的主角海德(Hyde),原型应该就是他自己使用古柯硷后的描写,才会如此充满邪恶与暴力。

第二个有名的例子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笔下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的作品《四签名》(The Sign of Four)里,就描述了这位闻名于世的大侦探,他在好友华生(John Hamish Watson)医疗界人士面前,自己注射所谓「七%溶液」的古柯硷,而且令读者惊讶的是,福尔摩斯手臂上已针孔密布。

普罗大众,甚至作家因古柯硷而沉沦,医师呢?我们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发现,有些人也不能倖免于难,擅长精神分析的大师佛洛伊德以及被公认为「现代外科之父」的霍斯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终其一生都为毒瘾所苦。

前面章节谈到的可口可乐,目前仍在全世界贩卖,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当时就是由鸦片成瘾的药师彭伯顿发明,商标中的Coca,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其中含有古柯硷。贩卖二十年之后,古柯硷变成违禁品,才将它从饮料里剔除。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想像一八九六年恢复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一定也会加入这股滥用禁药的浪潮。历史学家说大概是从法国的自由车选手开始,他们利用古柯硷做为增加体能的方法,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当然并非只有古柯硷成为运动员的选择,举凡可以做为兴奋剂的药物,都变成提升能力的混合物。每个人都有独门的鸡尾酒式配方,不外乎几种主要成分如白兰地、咖啡、古柯硷,甚至是鸦片、海洛因等都被拿来利用。因为是不传之祕,没有人敢将自己的成分大剌剌地公布,免得让别人知道这种「偷吃步」的行为。

一九二○年代之前,吗啡、海洛因、古柯硷并未被列为毒品。为了想在国际舞台争取好成绩,很多运动员几乎沦为毒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药品逐步被管制,让运动员急于寻找替代物,于是另一种明星药物的出现,彷彿成为这些选手的圣杯。

我说的就是目前名列各国管制的毒品──安非他命(amphetamine),它的崛起与受运动员欢迎的程度,可能是一八八七年合成它的德国化学家拉扎.埃德利努(Lazăr Edeleanu)始料未及的。

刚开始安非他命没有被当成药品,但在多位科学家的实验后发现,它具有缓解黏膜充血及支气管扩张的作用,于是一九二七年,药厂史密斯.克莱恩&法兰区(Smith, Kline & French)将它做成吸入剂形式,以「苯丙胺」(Benzedrine)为名上市,做为缓解鼻黏膜的使用。没想到随着使用的人数增加,科学家很快发现苯丙胺有令人心情愉悦、认知能力增加、疲劳减轻和消除饑饿感的效果,于是它被做成药丸,增加了用途,不只用于扩张支气管,也用来治疗小孩的嗜睡症。

人们慢慢知道苯丙胺有提神的功能,不只买来吸食,甚至药瓶内浸过药水的包装纸条也不放过,有不少人把它捲成小球混入酒精与咖啡里饮用。这种小球被暱称为「Bennies」,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美国着名的摇滚乐团「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有一首歌叫〈White Light/White Heat〉,就是描述吃下这种小球混合饮料的种种反应。

安非他命流行的时间正值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同盟国或轴心国,前线士兵被配给安非他命,以应付高张力的攻击行动,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被强迫服用安非他命,也是同样的道理。不难想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士解甲归田后,自然将安非他命各自带回家乡,促成另一波大流行。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会复办,也不难预期由它主宰全世界运动员的禁药市场。直到一九七○年代美国宣布安非他命为毒品之后,它才慢慢被新兴合成的类固醇取代。

现在或许很难想像安非他命在当时被滥用的恐怖情况。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由车选手简森(Knut Enemark Jensen)忽然在一百公里计时赛场上昏倒,造成颅骨骨折,虽然马上被送到医院急救仍回天乏术。他是奥运史上第二位在赛场上猝死的选手(第一位是一九一二年在马拉松竞赛中死亡的选手,死因是中暑造成热衰竭),归咎其死因可能是当天的高温,不过遗体解剖后发现简森血液中有安非他命的成分,以使用所谓禁药的标準来看,他是目前公认的第一条冤魂。

其次谈到的是职业运动风行的美国,不难想像使用安非他命几乎达到沉沦的地步。例如一九六九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圣路易红雀队(St. Louis Cardinals)的队医米多曼(Middleman),接受《运动画报》记者吉柏特(Bil Gilbert)访问时,曾眉飞色舞谈到他以和「药房同等级」的準备来替球员们服务:「我们经常使用安非他命……也用巴比妥酸盐的药物Seconal、Nembuta、Tuinal……也会用到抗忧郁剂,如Tofranil、Valium。但不要以为我们是使用药物的大本营,东岸和西岸的球队用得更多。」

米多曼的发言指出药物滥用不只有安非他命,举凡其他的镇定剂、抗忧郁剂等,都可由他轻易提供。更重要的是这种药物滥用的情况已不局限于零星运动员,而是为了达到胜利的要求,整个职业球队使用禁药、增强体能已是常态。至于有没有影响健康,虽然当时不是那幺清楚,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不跟着做,可能就会输给别人。

虽然安非他命带起运动员另一波滥用药物的高潮,紧接着有更多人沉沦,而照顾他们的医疗人员殆忽职守,甚至为了加强作用,混合使用不同效果的药物,尤其在一九五八年合成类固醇(steroid)问世之后,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万灵丹。

合成类固醇的问世多亏美国医师齐格勒(John Bosley Zeigler),他是一位热爱塑身及举重运动的选手,一九五四年担任美国举重队的队医,一起去维也纳比赛。比赛空闲时,他与俄罗斯队医把酒言欢,对方不断问他:「给举重选手用什幺特别处方?」齐格勒没有特别的药方,于是反问对方。

俄罗斯队医并不藏私,说他提供睪丸酮(testerone)给队员。回到美国后,齐格勒自己试着服下低剂量的睪丸酮,发现体能力及持久度都有增加。但是睪丸酮的副作用会伤害健康,齐格勒决定自行研究药物。最后在希巴(Ciba)药厂帮忙之下,合成了第一种类固醇「大力补」(Dianabol),并于一九五八年在美国上市。

齐格勒给整个美国举重队服用大力补,但在一九六○年罗马奥运会还是输给苏联代表队。他知道失败是因给予剂量不足,但并没有昧着良心,继续给举重队员增加剂量。因为从动物实验得知,如果要达到惊人的效果,得提高剂量二十倍以上。可惜其他运动员或队医没有这样的警觉性,大力补问世之后,愈来愈多人发现不管是单独使用,或是加入之前鸡尾酒式药单里,都可以让运动员更强壮、更具爆发力,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诚如一九六○年代叱咤美国足球界的「圣地牙哥电光队」(Chargers,现已搬到洛杉矶),其体能教练罗伊(Alvin Roy)每天在队员早餐里加入粉红色的小药丸,而队员不知道那是大力补,结果他们成为第一支由类固醇打造的球队,不只在联盟里以十一胜三败的战绩打入超级盃,还在决赛里以五十一:十痛宰对手波士顿爱国者队。

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运动员和医师都不知道乱吃药所造成的风险,连政治人物也是此道的爱好者。据历史学家透露,为了维持体能与形象,加上保持专注力,约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更是靠着私人医师雅可布森(Max Jacobson)给予安非他命和类固醇,撑过大大小小的公开场面。

有人可能认为我所叙述的故事有很大的疑问:一是当时的人们都疯了吗?二是掌管国际体育赛事的组织都瞎了眼吗?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去除事后诸葛的盲点,才不会有思考谬误。一九七○年代前,虽然了解服用那些提升表现能力的药物有危险,但有什幺危险,确实没有大规模的科学论证可以参考。运动员知道利用禁药可以提高表现,让身体变强、变壮,也是为了讨生活;而另一方面也显示,举办国际赛事的组织除了提供奖金与名声外,对这些利用「捷径」的选手没有什幺约束力,也无从监督,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国际运动员联盟(The International Athletics Federation, IAAF)曾想明令禁止运动员为了比赛而服用药物,只可惜几十年过去,成效始终不彰。

和多数执政者一样,总要等出了人命才会得到检讨与整顿。一九六七年环法自行车赛场上,曾被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选为一九六五年年度运动风云人物的英国自行车选手辛普森(Tommy Simpson),因服用了过多安非他命与白兰地混合物而在比赛中身亡。辛普森的死终于促成国际奥委会成立了相关医疗委员会,誓言对抗运动员不当服用药物的情况,并且首度将兴奋剂、麻醉性及合成类固醇列为禁药,之后逐步扩大禁药範围,如睪丸酮(一九八三年)、咖啡因(一九八四年)、乙型阻断剂(B-blocker)、利尿剂等,截至二○一六年公布资料显示,被列为禁药或方法的总共有三大类、十四项,琳瑯满目,不胜枚举。

这些药物或方法被列入禁止之列,正是运动员与国际组织不断斗法的结果。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发生不少有趣或不幸的事情。一九八三年泛美运动会,由于监测禁药的检验方法愈来愈进步,事前得到通知的美国队选手以各种理由退出比赛,其他国家心虚的选手听到风声也跟着打道回府,也有些存着侥倖心理的选手继续参赛,其中有十九个人被揪了出来。与国际体育组织斗法的人当中,许多名将纷纷中箭落马,例如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百米金牌得主、加拿大选手强森(Ben Johnson)因使用禁药类固醇Stanzolol被拔掉金牌。可惜他不知悔改,一九九三年因再次检验出禁药成分,被终身禁赛;而强森的同袍队友、加拿大滑雪板金牌得主雷巴格利地(Ross Rebagliati)被检测出大麻而缴回一九八八年冬季奥运的金牌。其他名将如英国短跑女子好手莫达尔(Diane Modahl)、美国职棒大联盟单季七十发全垒打缔造者马怪尔(Mark McGwire)、瑞典五项好手李恩沃(Hans-Gunnar Liljenwall)等运动选手都被查出使用禁药,简直「族繁不及备载」,如果将涉及禁药的人编成一本索引,可能真的是「罄竹难书」。

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奥委会邀请下,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到四日,群聚于瑞士洛桑(Lausanne),商讨对付禁药的方法。不只公布了重要的《洛桑宣言》(Lausanne Declaration on Doping in Sport),更促成世界反禁药组织于该年成立。上述宣言揭橥六个目标,最重要的当然是运动教育与防止禁药使用,惟有如此,才能维持竞赛的公平性与透明原则,保障运动员的健康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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